2024年，幾個主要留學目的地的移民政策比過去更加嚴格，這些政策包括努力減少新外國學生的流入，以減少淨移民數
新政策反映出對移民的公眾和政治支持下降，以及對可負擔房屋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擔憂，這一切似乎發生得很突然。

從2023年中期開始，一直延續到2024年，幾個國家政府，特別是英國、澳洲、加拿大，收緊了移民設定，加劇對教育提供者和代理商的審查力度，並使外國學生獲得簽證變得更加困難。在荷蘭，大學承諾減少國際學生的數量，以避免立法干預的進行。

每隔一兩週就會有新措施 - 例如立即限制新的學習許可、大幅增加簽證申請費、提高學生的財政要求、修改工作權利，或者撤銷大多數陪讀家屬的許可。

問題是：為什麼政府會阻止能緩解技能短缺和經濟生產力下降的優秀國際學生流入？是什麼終結了後疫情時代迎接外國學生的熱情？答案在於持續的經濟壓力和全球移民危機下，公眾對移民支持的下降。這些移民危機壓倒了醫療系統和住房等關鍵基礎設施。

這些更加嚴格的政策表明，國際學生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已次於以任何代價減少移民。在政策制定者中，似乎很少有人關心 - COVID-19大流行期間國際學生人數暴跌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邊境關閉時中斷的學生流動不僅影響了教育提供者的收入和人員，還影響了整個社區和其他行業部門的命運。

當邊境重新開放時，政府實施了各種政策來吸引新的國際學生，數十億美元將因此返回其經濟。澳洲（2023年接近80萬人次）、加拿大（2023年超過100萬人次）、英國（2021/22年度僅高等教育部門接近70萬人次）的外國入學人數迅速飆升至歷史新高。

但是，國家媒體越來越多地報導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澳洲、加拿大、英國等主要城市越來越多的人們面臨著無法負擔的住房和重要服務，包括醫療服務。而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通膨急劇上升、生活成本上漲和經濟不穩定的背景下。

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種強烈的意識型態，使移民成為主要的選舉問題，在主要留學目的地引發了激烈討論。例如，在加拿大，Leger於2024年2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有50%的加拿大人表示加拿大的新移民太多了 - 這一比例是2013年1月的兩倍多。這與幾十年來大多數加拿大人對移民是公共利益的長期信念形成鮮明對比。

世界面臨全球遷徙危機，其特點是歷史上數量極高的人們試圖跨越邊境尋求安全和機會。這場危機源於戰爭、自然災害和經濟崩潰的可怕組合。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都存在於數十個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一般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受影響地區的數百萬人面臨著困難或不安全的情況，因此許多人被迫尋求在其他地方暫時或永久定居。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全球數據已經統計到的最新年度），全球有2.81億國際移民。其中，1.69億人是勞工移民，1.17億人是流離失所的人（主要是尋求庇護和難民申請者）。

國際學生屬於暫時移民類別，目前全球約800萬人。即使在超過2.8億移民總人口中，這個數字也微不足道，甚至可忽略不計。但是國際學生仍然捲入相同的移民政治之中。例如，在英國，他們明確地納入淨移民數據中；在加拿大，則納入暫時移民數據中。

有幾個事實幾乎沒有爭議：

1、越來越多的人從一個國家移居到另一個國家，確實給當地勞動市場和住房市場帶來壓力。
2、在許多頂級國際學生目的地，住房和醫療服務仍然供不應求，而且對生活成本上升的擔憂持續存在。
3、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公眾希望看到移民水平降低。這不僅推動了超民族主義和/或極右翼運動的崛起，還加劇了澳洲、加拿大和英國等自由民主國家的移民政策更加嚴格。

由於公眾對移民支持的變化、媒體對教育提供者和代理商少數不道德行為的報導，以及部分人士對該行業更關注收入而非國際學生福祉的看法，國際教育部門獲得之社會許可已受到侵蝕。

在我們的行業內，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恢復國際教育在政府和公眾眼中的地位。前進的道路包括承諾向所有學生提供優秀的學習體驗：無論是在課堂上、通過學生服務、通過確保更多和更好的住宿，還是通過改善畢業生的結果。

以下將至關重要：

1、建立更強的招生與住房供應之間的聯繫；
2、將招聘與勞動市場需求對接；
3、與行業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確保國際學生在留學目的地和本地均獲得改善的職業成果；
4、改善與政府利益相關者和公眾的溝通；
5、倡導將國際學生人數與淨移民數據分開追蹤。

2024年全球政治和經濟壓力對國際學生流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從這一年中可以得出許多重要的教訓之一是，留學生對政策變化極其脆弱，如何向政策制定者和其他關鍵利益者溝通國際教育的好處和標準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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